九鼎八佾的礼制是其时中国餐饮文化和歌舞艺术的最高水准，也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而那些执牛耳者，也堪称是中国最高境界的吃货。

正是在这些中国最高境界吃货们的推动下，在九鼎八佾这件外衣的包裹下，中原餐饮文明、饮食制度成为标准、成为模范，在四面八方被复制、被传播，为日后形成中国饮食文化大一统下的百花齐放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洛阳)，定都王城，开启了春秋时期。

近 300 年的春秋时期是一个纷争的时期、变化的时期，是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革、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

周室衰微、诸侯坐大、兼并重组、争霸中原的结果是礼崩乐坏，是以钟鸣鼎食为代表的等级餐饮礼制被僭越和仿效，也使有夏以来所构建的中原文明得以远播四方，为民族文化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而楚王问鼎的历史意义也正在于此。

楚王问鼎的记载见于《春秋左传·宣公三年》：鲁宣公三年（前606），楚庄王征伐陆浑之戎（今嵩县东北），陈兵于洛阳之南，周定王使王孙满劳军，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对曰：在德不在鼎，今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楚庄王虽称霸中原但也无可奈何。因这确属非礼之问。

当然，楚王之问亦是在政不在鼎，诸侯们求的是政治上的发展、势力的扩大，求的是冲破周礼的桎梏，以相应的身份来统治这个枢纽东西、绾毂南北的中原，虽然实力强大的楚国能如庄王所言，折钩之喙、足铸九鼎，然迁九鼎、代周室也还是不到火候的。

礼之初，始诸饮食，按等级列鼎而食是周礼的核心内容。

据《礼记》等书所载，士用一鼎，特定之礼可用三鼎，元士用三鼎，卿大夫用五鼎，诸侯用七鼎，天子用九鼎。

此列鼎之数仅为主器，另有簋、豆等器相配，一般为三鼎一簋、五鼎四簋、七鼎六簋、九鼎八簋，天子之制是九鼎、三陪鼎、八簋、二十六豆共四十六器，是为席前方丈。

天子九鼎始于夏，《史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

据传，夏亡，九鼎迁商；商亡，九鼎迁周，但迄今未有周室九鼎的出土，故不知其大小轻重和尊容，倒是诸侯僭越的九鼎可资参考。

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了一套编钟和以九鼎八簋为中心的整套青铜礼器，但曾侯乃战国时期之人，其时群雄逐鹿，已无礼法可言，九鼎形制变化较大。

而 1996 年 9 月至 1997 年 12 月，在新郑出土的春秋时期郑国王室众多青铜重器中，一套九鼎八簋可能是最接近于周室九鼎形制的，这是因为郑国是诸侯中最支持周平王继位和东迁的，同时也是春秋初年左右周室朝政、势力最大的诸侯国，其仿制九鼎八簋较为容易，而且在新郑相继出土过五套九鼎八簋，僭越之盛，可见一斑。

周代的祭祀和宴飨对鼎中之物，有严格定制。

《大戴礼记·第五十八·曾子天圆》：“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馈食。”

《礼记正义卷十二·王制第五》——按《膳夫》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谓大牢也。是周公制礼，天子日食大牢，则诸侯日食少牢。

以目前的资料来看，周天子的太牢或曰大牢用九鼎，鼎各配一俎，另有三陪鼎及八簋、二十六豆、四笾、并五齐三酒。

九鼎内盛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俎放待分割之肉。三陪鼎盛大羹、和羹、羹。

八簋盛稻、黍、稷、麦、粱、菽等饭食。

二十六豆盛齑、菹、醢之类，四笾盛干鲜果品。酒则因事不同而用清浊各酒。

周天子的大牢，还有“六舞”之礼。其标准为“八佾”（64人的舞阵）。六舞又称六部乐舞、六代之舞，分为文舞和武舞。

文舞为黄帝时期的《云门大卷》、尧时的《大咸》、舜时的《大韶》、夏禹时的《大夏》、武舞为商汤时的大濩》和周代新创编的大武》。文舞，舞时左手执龠（形状像排箫的乐器），右手秉翟（用野鸡尾装饰的道具）。

武舞，舞者手里拿着朱干（盾）玉戚（斧）。到了后代，“六舞”就都被称做“先王之乐”，成了所谓的宫廷“雅乐”。其影响波及后世数千年。

九鼎八佾的礼制是其时中国餐饮文化和歌舞艺术的最高水准，也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因此列九鼎舞八佾、钟鸣鼎食也便成为新兴力量、新兴阶层的追求和目标，问鼎中原、取而代之的冲动是无法遏制的。

到春秋末年（前 496）孔子周游列国，宣教“克己复礼”，意欲规范诸侯行为之时，他面对的何止礼崩乐坏，连酒器的形制都已非当年，这才有老夫子“觚不觚，觚哉！觚哉！”的感叹，也让自己几乎饿死在陈国的都城淮阳。

然而，在九鼎八佾这件外衣的包裹下，中原餐饮文明、饮食制度成为标准、成为模范，在四面八方被复制、被传播，为日后所形成的中国饮食文化大一统下的百花齐放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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